巴西是我的精神祖國，匈牙利就是我的文學祖國。

我是一個文學愛好者，卻從未找到自己的文學語言，直到有一天命中注定地遇見匈牙利文學。

那一天，距今已有8年。

某個炎熱的初秋午后，我在米蘭南郊一個小鎮的圖書館學習。

所謂“學習”，就是《體壇周報》的非出報日，在圖書館里隨心所欲翻閱書架上的書籍，偶爾打開電腦新建一個文件寫寫畫畫，最后不做保存。

我對南美的音樂和足球愛到入骨，但對于被“魔幻現實主義”徹底標簽化的“拉美文學”，卻一直沒有太大感覺。

那個午后，我注意到圖書館管理員再次把一個叫Sandor Marai（頭圖）的作家擺到推薦書籍的小桌上。這已不是第一次Sandor Marai的書被擺放到那里。我對他忽略已久，以為是個意大利人。終于，我翻開了他的一本日記……

什么是大師？大師不需要你預先知道他的名字……大師讓資深媒體人、知名作家、文筆精湛這些玩意兒統統見鬼。“統治者喜歡做5年計劃。我認為人類最應該計劃的是接下來5秒。”“中華文明1萬年歷史中，吃飯不用刀。但他們也有了核武器。”

Sandor Marai就是去年中文版首次在大陸面世的馬洛伊·山多爾（匈牙利人名姓氏在前，譯成西歐語言時姓氏后置）。就今天而言，馬洛伊已不是我最喜歡的匈牙利作家，但正是他為我打開了文學世界的大門。通過他，我認識了匈牙利文學的黃金一代，這一發現不亞于在足球史上了解到50年代匈牙利足球的輝煌歷史。

我更偏愛從語言感觸的角度看待文學，匈牙利語讓我找到了某種歸屬感。這是一種來自亞洲的古老語言，擁有古代中文一樣令人嘆服的言簡意賅。但它同時又是一種現代語言，一代代匈牙利知識分子的努力，讓這種語言可以極好地容納歐洲思維的邏輯性、數學性和條理性。這是現代中文所缺少的，現代中文和古代中文嚴重脫節，也和現代脫節嚴重。

有人問過，你既喜歡巴西又喜歡匈牙利是否矛盾。當然不矛盾，但這無法向對這兩種文化都缺乏了解的人詳細解釋。簡單地說，匈牙利文學和巴西音樂一樣富含“食人主義”精神——不斷咀嚼消化混雜的文化元素，糅雜出一種獨立的風格，這種風格不是中文所說的海納百川兼收并蓄，而是對所有風格進行禮貌的解剖和可愛的譏笑。

匈牙利文學滿足了我很多潛在的愿望。例如我喜歡哲學，但又厭惡科班教條，更不喜歡一涉及到形而上就板起面孔。匈牙利文學是我見到過的唯一把形而上徹底變成一種游戲的語言。常常讓你忍俊不禁，卻又不涉及半點低俗。倒是永遠板著一張面孔的德國哲學缺乏游戲精神，因為德國哲學家仍然像幼兒一樣死死咬著維納斯的乳頭。

讓我在這里即興模仿一下匈牙利作家的句式來談談德國哲學：“叔本華說女人是一種介于成年人和小孩之間的動物。我覺得球員也是。這是為什么我愛死了球員和女人，因為他們/她們不如叔本華那么像人。”

匈牙利語被視作歐洲最難的語言之一，難就難在它的孤立，語法系統與歐洲語言毫無關聯，基礎詞匯形態極為生僻。我先從德語、意大利語、法語版本接近匈牙利文學，經過好幾年的熟悉過程，才正式開始學習匈牙利語。

難以想象的是，我翻譯的第一本匈牙利文學作品今年即將出版，同一年我竟然能在法國現場目睹匈牙利隊的比賽。自從1986年世界杯以后，這支球隊從未出現在大賽賽場。

曾兩獲巴西文學最高獎雅布提獎的音樂家、作家布阿爾克（Chico Buarque）有一本著名的小說《布達佩斯》，描述一個人偶然到達一個語言純粹不通的國度之后的奇妙經歷。

布阿爾克最初沒有想過使用匈牙利作為背景，他只是設想故事發生在陌生的語境里。但生造名字也不容易，考慮到匈牙利語是西方人最為陌生的歐洲語言，他為劇中的多數人物安排了匈牙利語名字。

作為一個不懂匈牙利語的作家，布阿爾克如何找到這些名字的呢？別忘記他是個足球迷，他拿出1954年那支偉大的匈牙利隊的名單，一陣排列組合，弗倫茨（Ferenc）、佐爾坦（Zoltan）、巴拉日（Balazs）等名字立即躍然紙上。

盡管被比利時4比0狂屠出局，我并不太為匈牙利感到惋惜。能夠親自看到他們對我已經很幸運，而且他們輸得很體面，毫不龜縮，敢于冒險，自始至終在尋找創造的機會。在下午的“香蕉球”直播中，我甚至遇到匈牙利球迷夸獎我的匈牙利語，問我是不是住在匈牙利……這樣的夸獎讓我臉紅。

實際上，盡管已經翻譯過文學作品，按照我自己的標準，我仍然不會匈牙利語——能流利通暢地對別人講述自己國家的問題，流利有見地地和別人討論對方國家的問題，才是“會”一門語言，才算得上“掌握”了一門語言——這一直是我的自我標準，我距離“會”還差得很遠，但我相信，我和匈牙利隊未來還會見面，我還有整個一輩子去認識自己的文學祖國，學習這門語言——我好喜歡和自己祖國之間的這份陌生感。

詩歌和遠方，存在于我的時間里。